“共抓大保護、不搞大開發”，已成為長江經濟帶建設發展的首要規矩。

發源于世界屋脊的“母親河”長江，自西向東奔流6300余公里匯入東海。2019年是《長江保護修復攻堅戰行動計劃》的實施之年，摸清了長江生態狀況的家底，修復行動陸續開始實施；2020年，將是長江大保護的成效驗收之年。即日起，澎湃新聞將通過一系列報道，用文字、圖片、視頻、360度全景、H5等多種形式，呈現和記錄長江大保護行動中，“人、水、魚、場”等元素發生的轉變。63歲的老漁民張七榮終于決定要退休了。面對即將到來的“清閑”生活，她表現得并不輕松。在張七榮的意識中，她一直覺得活著就要搞漁，“不搞就沒有飯吃”。

在張七榮40多年的捕魚生涯中，她經歷過木船上搖槳撒網、熬夜捕魚的辛苦，見證了機械化捕魚的普及所帶來的變化。她也是眾多漁民中，通過數十年“追夢”終于上岸安家，擺脫“以船為家”窘境的親歷者。

上世紀70年代末，柴油機在漁船上發揮的作用，曾給張七榮這樣的漁民帶來春天。張七榮回憶起那段時光時稱，一夜之間漁民們的收入翻了倍，很多漁民就是在那個時候擺脫漁船，終于在岸上有了自己的房子，“但很快，江面上出現了更多的采砂船、工程船和貨船，漁船不得不為這些大船讓路，作業區越來越小，收入也開始下降。”

湖口縣48歲的漁民葉曉文也有同樣的感受，他回憶稱，從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紀末，九江的漁民經歷了20多年的繁榮期，1998年鄱陽湖開發采砂，江面上的大型船只逐漸增多，為避免撞船發生意外，夜間捕魚的人也越來越少，漁民捕魚的時間和空間都被迫壓縮。

實際上，除了時間與空間，漁民們在過去的數十年間，還遭遇了其他的問題。都昌縣一名漁民告訴澎湃新聞（thepaper），柴油機在改變漁民生產方式，帶來更多利潤的同時，確實對長江生態造成一定影響，現在長江流域水產品的數量和種類都在減少。在禁捕前，漁民們已經遭遇了寒冬。

船與家

在與縣政府簽訂退捕協議前一天，2019年12月29日，張七榮心心念念，一直惦記著自己的漁船，此前相關的回收方案已經發放到漁民手中，她估算著她所有的漁船漁具加起來大概只值一萬元左右。張七榮有些不甘，她說那是她的全部家當，“除了這些我幾乎一無所有”。

張七榮是江西省湖口縣一名63歲的老漁民，她與丈夫祖祖輩輩都以捕魚為生，結婚后，他們共同經營一條小船，這在當地被稱為夫妻船。張七榮回憶稱，剛結婚時，他們每天凌晨兩三點就要起床開始忙碌，那時，每天晚上江面上都會亮起星星點點的漁燈，天快亮時，孩子們會被送到岸上去上學，她與丈夫則會繼續忙碌到下午四點左右，一人搖槳、一人撒網，一起收網，周而復始。

孩子們長大后，張七榮夫婦將他們全部送去外地打工。她說，對于他們這個世代捕魚的家庭來說，她比任何人都明白漁民的辛苦，老一輩人忙碌一輩子就想在岸上安個家，不用一家人擠在狹小的船艙里。

張七榮所說的船艙，在普通的漁船上，通常只有六七平方米，高度約一米出頭，一家人的被褥、衣服、炊具及日用品都擺放在這個狹小的空間里。

漁民們生活的船艙普遍狹小。本文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陳雷柱 圖婚后最初的十幾年里，張七榮一家人一直在漁船上度過。她說，那時候捕魚只能勉強維持生計，“搞一點吃一點”。但真正艱難的，除了辛苦與拮據，還要面臨未知的危險，一旦遇到風浪，就要面臨丟命的風險，“如果翻了船，船、家還有人，全都沒了”。

到上世紀70年代末，隨著機械化捕魚的普及，木船逐漸被淘汰。漁民們紛紛打造了新的鐵船，并在船上裝上柴油機。新的生產方式，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，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收入的成倍增加。

之后的近二十年間，漁民們紛紛在岸邊安家。但好景不長，很快，江面上出現了更多的貨船、采砂船和工程船，漁民們的作業區越來越小。從2000年開始，部分漁民被迫上岸，尋找新的出路，閑暇時兼職捕魚，但更多的人，因為客觀原因留了下來。

張七榮說，她沒上過學，也不識字，盡管收入大不如前，但打工對她來說幾乎沒有可能，現在還留在漁船上捕魚的漁民，大多像她一樣，沒有文化、沒有技術。張七榮本想就這樣伴著漁船過完余生，她本以為只要肯付出時間和精力，生活總會有所改善，“但現在長江禁漁了，我不得不提前退休了”。

相對于張七榮現在面臨轉業難題，聚集在九江市都昌縣鄱陽湖畔的漁民們還有一年的過渡期，根據九江市禁捕退捕領導小組辦公室規劃，他們將在2020年底以前全部退出湖面，實現轉產轉業。

2019年12月28日，在鄱陽湖都昌縣水域，數十條漁船停靠在岸邊，所有的漁船用纜繩連接在一起，其中一條漁船上懸掛著一塊牌子，上面寫著“詹氏家族漁業捕撈公司”。52歲的詹開豹就是這家“捕撈公司”中的一員。

詹開豹捕撈的魚詹開豹說，聚集在這里的漁民全都來自都昌縣和合鄉水產村，共有一千多人，他們其實并沒有在工商部門注冊公司，“捕撈公司”的牌子，更多是向外界宣告他們是一個集體，也讓各自捕魚的漁民們在捕魚歸來船只靠岸時，能感受到一些來自集體的溫暖。

和合鄉水產村距離鄱陽湖畔的捕撈點大約有半小時車程，詹開豹說，他們雖然在村子里有房子，但由于房屋面積小，距離鄱陽湖太遠，他與妻子幾乎很少回家，仍保持著在漁船上生活的原始狀態，“現在孩子大了，有自己的工作，我們夫妻兩人住在船上也不顯得太過擁擠”。

與張七榮一樣，詹開豹也沒有讓兒子繼承自己的事業成為一名漁民。他說，做漁民風險大、掙錢少，還很辛苦。詹開豹的哥哥曾在捕魚時遭遇風浪，最終沉船。他至今仍清楚記得，那是1999年農歷八月廿四日，那天哥哥從老爺廟出發，前往都昌縣，行船不到十公里時，遭遇了大風。風浪來襲時，哥哥的漁船正處于湖中心，一個浪頭打過來，船就翻了。沉船后，詹開豹的嫂子和侄女被大水卷走。

那一天，詹開豹的哥哥從早上6點事發，一直到晚上11點才漂到了湖對岸。他因為水性好，撿回了一條命，但家人和漁船全都沒了。詹開豹說，面對大風浪，很多時候即便目睹災難，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船毀人亡，這種危險是每個漁民必定會經歷的，“只不過有人逃了回來，有人卻丟了命”。

詹開豹說，他從小在漁船上長大，沒有文化，因為除了捕魚，他什么也不會，“但孩子們不一樣，如果有得選，我們這一代漁民很少有人愿意讓下一代風餐露宿，繼續在漁船上討生活”。

對于鄱陽湖，詹開豹說，這片水域哺育了都昌縣一代又一代漁民，也有很多人為了生計在這里喪生，有人感恩它，也有人恨過它，但無論如何，他們始終離不開它。

生存“沖突”

詹開豹的哥哥現在與詹開豹夫婦一起在鄱陽湖捕魚，三個人兩條船一張網，他們撐起了兩個家。

詹開豹與妻子及哥哥在漁船上一起收網。實際上，詹開豹哥哥此前遭遇的悲劇，現在已經很少發生了。“詹氏家族漁業捕撈公司”另一名漁民詹開梅說，在鄱陽湖生活的漁民遇到風浪很常見，隨著船只和機械的更新換代，現在漁船的安全系數也要安全很多。這種更新換代大約從1970年下半年開始，因咸水機械化捕魚日趨成熟，那個時期國家提倡發展淡水機械化捕魚，在都昌縣搞試了點，“當時由國家出資，給我搞了兩條漁船”。

這次的試點工作很快讓漁民看到了機械化捕魚的優勢。詹開梅說，此后的兩三年間，一些家庭漁船也紛紛裝上了柴油機，到上世紀70年代末基本已經普及。先進技術在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，也成就了漁民群體的新舊交替，一些老漁民因不適應新的生產方式逐漸掉隊，也有年輕人在看到其中巨大利潤后加入進來。

詹開梅說，此后一些漁民一味追求利潤，采取電網捕魚的方式捕魚，對生態造成破壞，當他們發現固有水域的魚越來少時，就會到其他水域搶地盤，漁民之間一度因此發生沖突。

然而，真正的沖突并不只發生在漁民之間。隨著機械化捕魚的普及、電魚現象的出現，鄱陽湖，乃至長江干流的水生物種類和數量都在下降。

“詹氏家族漁業捕撈公司”一名漁民稱，這些年能明顯感覺到魚的個頭也開始變小，越捕越窮的矛盾日益凸顯，一場發生在漁民與自然之間的生存沖突，伴隨著淡水機械化捕魚的實現也逐漸產生。

鄱陽湖岸邊“詹氏家族漁業捕撈公司”的漁船整齊停放。漁民們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，大約是在2000年前后。湖口縣的漁民葉曉文告訴澎湃新聞，長江水生物本身的變化一開始并沒有引起漁民注意，但1998年鄱陽湖開發采砂后，許多采砂船進入鄱陽湖，此后，隨著鄱陽湖上各項橋梁工程開工，漁民們作業區逐漸被工程船、采砂船等大型船只搶占。2000年，一名漁民夜間捕魚時與一條采砂船發生碰撞，祖孫三人全部落水死亡。從此以后，很多漁民不敢在夜間捕魚。

隨著作業區的縮小，捕魚時間的縮短，漁民們的收入大不如前，這時候長江生態問題才引起漁民的注意，一些漁民意識到危機后，開始考慮轉產轉業。2003年，葉曉文與其他8名漁民一起籌錢購置了一艘工程船，此后，捕魚成為他的副業，他說：“一部分漁民的主動離開，為更多無法轉業的漁民開辟了一條‘生路’，但實際上，早在十幾年前，漁民們已經開始遭遇寒冬。”